我们总喜欢强调个人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影响力，这几乎是一个“通病”。

7月4日，应雅居乐之邀，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了“珠三角新形势·新机遇”的主题演讲，依旧惯例，郎教授首先抛出了他的理论“二元经济”，他认为这是一个“过热”和“过冷”并存的时代，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错”的，否定了政府因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做法。凑巧的是，在演讲完的互动环节，有现场听众向郎教授提问：既然您研究的如此有理有据，那么您的言论及提醒有关领导是没听到还是听不懂？

记得一两年前，北师大教授董藩先生在多个论坛场合必提到了他的“两万言书”，直言该“书”提交给国务院重量级领导手中，对国家制定房地产业调控政策起到“重要”影响，并以别人送给他的房价上涨幅度“算命最准的人”自诩。

近来闹的沸沸扬扬的莫过于北大教授徐滇庆和财经评论人牛刀有关深圳房价涨跌的“打赌”事件。从拒不“道歉”到后来在媒体公开“道歉”，徐教授看似把面子“丢”大了，但仔细沥清徐教授的话，显然不是牛刀及其很多人理解的所谓“道歉”，徐教授仍在从学术理论角度阐述他的分析研究结果，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也有些人认为一个科学论题以“打赌”的形式论输赢似乎有失严谨，他们的打赌没有赢家。

北大的张维迎教授近日也指出，企业家只干两件事：第一，预测。应对不确定性。第二，创新。细分一下，不确定性可分成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创新分为技术和商业的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的不同。西方企业家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从事技术、商业的创新，而中国的企业家基本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应付政策的“创新”。我们的方针和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产权制度还没有完善，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策变化太频繁。那么，未来中国究竟如何发展呢？再过30年怎么回头总结呢？张维迎教授认为，这取决于怎么使产权更为完善，企业家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自己应该做的事上。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改进，我们未来30年经济发展就会非常艰难。中国的未来不是靠石油、煤炭，而是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往前走就会大有希望，如果我们不相信市场经济，怀疑市场经济，不断有新的政府干预，这个价格由国家控制，那个资源由国家控制，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

    显然，如何治国理政教授们不是“专家”，经济问题究竟是行业问题、产业问题、体制问题还是等等什么问题，教授们只能看到狭小的专业问题。尽管世界因科技变成“一体化”，但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已远远不止我们看到的那么“纯真”。不管之前热销的《货币战争》，还是如今因石油、铁矿石等引发的能源危机，如今的时代战争已经不需要动刀动枪了，股市、楼市、CPI、通货膨胀，也许只是局部的表象，利益集团、大财团不仅在操控着经济的起伏，也在操控着他们代言人的屁股和脑袋，不信你听听美国总统竞选时的政治主张。